国立暨南大学
2026年03月20日 来源: 万里街道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为这一刻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
伤亡超3500万
无数的牺牲不敢忘
曾经的苦难不能忘
位于万里街道交通路3965号的暨南大学科学馆旧址，承载了这所百年华侨学府从南京迁建上海普陀办学十余年的辉煌历史、烽火岁月；屹立万里公园的国立暨南大学纪念碑，传承建校百年光华、缅怀先贤创业伟绩、弘扬城市发展文脉。
在万里街道城市文化发展的肌理中，国立暨南大学真如旧址如立体史书，承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华侨教育使命与学术坚守，以红魂、学骨、战脉为特质，书写上海近代教育史独特篇章。其校训“忠信笃敬”出《论语》，含忠诚、诚信、专注、敬重之意，激励暨大人传承使命、守学术阵地、护抗战文化，为国家民族献力。
暨南大学缘起万里
1923年，暨南学校响应民国政府“发展华侨教育”政策，自南京迁沪至真如地区（现属普陀区万里街道辖区），在240亩滨江沃土上奠基“侨校学府”，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首个集大学部、中学部、南洋文化事业部于一体的侨校办学模式。该校作为“华侨最高学府”，其南洋文化事业部的设立具有双重历史意义——既系统构建华侨子弟华文教育体系，亦成为民国时期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1927年暨南学堂更名“国立暨南大学”后，校长郑洪年主持实施“五院建制”改革，增设商科（附设会计统计实验室）、文学院（含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法学院（设政治经济组）、理学院（物理化学实验室设备达当时国内高校前列）、教育学院，形成“文理商法教”五大学科集群，还扩建了宿舍，暨南新村建成14座独立洋房，供教授及其眷属居住。
暨南大学在万里的光辉岁月
暨南大学改组后，学术气氛更加浓厚，学术流派与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学校本着发展学术、陶冶性情、增进知识的宗旨，对开展学术探讨和学术讲座非常支持。鲁迅先生于1927年11月、1929年12月两度莅校讲学，其《娜拉走后怎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演讲收录于学生刊物《秋野》，该杂志被郑振铎誉为“东南学界之喉舌”；郑振铎时任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主持编纂《暨南大学丛书》；钱钟书先生1932年执教外文系期间，其《谈艺录》初稿即在真如校区完成。学生社团达27个，其中秋野社创办的《秋野半月刊》持续发行12期，刊发茅盾、郁达夫等名家稿件；暨南大学京剧研究会在校长郑洪年支持下成立京剧团，定期公演《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成为民国高校罕见的传统艺术研习团体。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暨南学子陈文彬、符保卢等9人组成中国篮球队、田径队，其“球衣印暨南”的报道见诸《申报》，彰显侨校国际化办学特色。
暨南大学在革命洪流中传承红色火种
1923年，恽代英以新闻记者身份来到国立暨南学校，带领青年学生成立了历史上最早一批学生党支部，暨南园红色火种就此点燃。暨南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建立起来，当时负责中共闸北区委工作的陈云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来到学校，指导团支部的会议，开展团的活动，与团员青年积极交流。暨南大学学生们积极投身革命，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小组、国立暨南大学救国会等进步组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真如校区（现万里辖区内）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8月19日14时20分，42架日机分三批空袭真如，投弹47枚，致校园建筑损毁率达76%：标志性的科学馆（理学院）西侧山墙坍塌，钢筋裸露的断壁形成“八·一九”历史刻痕；大礼堂穹顶坠落，原存于礼堂的南洋侨胞捐赠的23具热带生物标本悉数焚毁；暨南新村一号教师宿舍（现位于万里街道近富平路1097号附近）墙体倾斜，梁柱间弹孔直径达30厘米。据《暨南大学抗战纪实》记载，日军空袭时，物理系师生正利用科学馆实验室进行X射线衍射实验，师生合力抢救出3箱精密仪器与千余册孤本典籍，藏于地下防空洞。
在战火中，真如校区上演“教室变讲堂”的文化坚守，文学院教授在残存的礼堂废墟前讲授《楚辞》，法学院师生在未倒塌的图书馆地下室开设“战时法律问题”专题课，理学院利用科学馆未损的化学试剂开展战时防护研究。至1938年1月，校方在租界内设立“暨南大学临时补习部”，延续暨南大学的学术命脉。值得关注的是，科学馆（现位于万里街道近富平路、水泉南路）西侧断壁因结构尚存，成为日军轰炸罪证的重要物证。这段被战火淬炼的办学史，不仅塑造了暨南人“忠信笃敬”的精神品格，更在建筑空间层面形成独特的“创伤记忆共同体”，为研究民国高等教育战时转型提供了具象化的物质载体。
暨南大学对万里的影响
在“沪西革命摇篮”普陀，在高楼矗立的万里，有说不尽的历史故事。如今，暨南大学旧址竖有纪念碑，暨南新村一号教师宿舍、仅存的科学馆旧址也将融入真如副中心、上海西站周边地块开发中，将以崭新的面貌点亮城市文化地标。一件件历经沧桑的红色文物；一处处承载记忆的革命遗址；一个个蕴含红色火种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在脚步丈量中品读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文脉，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