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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沪西工人半日学校 时间:2021-05-14

一、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1920年初,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秘密南下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也随之南迁。5月,陈独秀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参加研究会的约有20人,其中大部分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也有信奉其他信仰的,如三民主义信徒戴季陶、研究系的张东荪,以及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刘大白、沈仲九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逐渐把议题集中到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上来了,张东荪、戴季陶、刘大白、沈仲九等人遂宣布退出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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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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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李启汉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条文。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7人,陈独秀任书记。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决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则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责任。此后,陈独秀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和李中(李声澥)等人也相继加入党组织。在陈独秀倡导下,俞秀松、李震瀛等8人在渔阳里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俞秀松同住渔阳里6号的李启汉也成为团的创始人。同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因排字错误,封面书名印成“共党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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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原本封面有错字)

  9月30日,发起组在《民国日报》刊登招生广告,并在渔阳里6号挂出“外国语学社”牌子,招收各地共产党小组和马克思研究会介绍来的青年,学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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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一方面在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此,确定了两项重点工作:一是向工人阶级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8月间创办了专门面向工人群众的通俗性刊物《劳动界》周刊。(1920年8月15日出版第一期《劳动界》)《劳动界》的主要撰稿人除了陈独秀、李汉俊外,还有陈望道、沈玄庐等。目前能见到的原版本《劳动界》共有1至24册(1920年8月15日至1921年1月23日),内容共分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演说、读者投稿、时事、小说、诗歌、调查、通信、闲谈等栏目。特点是文章短小精悍,语言朴实,事例生动,通俗易懂。

  二是在工人中开办学校,组织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工人阶级的集聚地。“对沪西纺织工人的争取,对于党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于是,分别派李启汉和李中(李声澥)分别到工人队伍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区和沪东杨树浦地区开展工作,组织工会。

二、从渔阳里到锦绣里: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的初创

  李启汉,湖南江华县人,1898年3月28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毕业于江华县高小。1919年,李启汉在长沙岳云中学毕业,并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发动同学参加罢课。同年12月,参加了毛泽东等发起的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代表,随同毛泽东赴北京请愿。期间受到李大钊的思想启迪。1920年四五月间,在邓中夏的动员下,李启汉放弃在北京大学旁听机会,南下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人,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李启汉成为最早一批团员,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还参加外国语学社学习,和俞秀松等组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启汉早就听说沪西小沙渡地区数万纱厂工人曾在去年六三罢工中所产生的影响力,认识到,只要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进行思想发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带到他们中间,工人们一旦觉悟起来,必将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李启汉还考虑到,工人们文化水平低,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有所妨碍,便参考了邓中夏在长辛店办校的经验,沿用上海各校学生举办平民教育的成例,先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边教文化,边做宣传发动工作。

  同年秋天,李启汉在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三弄租下了日商内外棉九厂的三间两层楼的工房(安远路62弄178、179、180号),开办起了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全国最早开办的一所工人学校。

  湖南江华县有一位青年陈为人,听到关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消息后,于1920年夏,从家乡跑到上海,等候机会赴法国。哪知反动当局扣发出国经费,他一等再等,仍然毫无音讯,而生活来源断绝,只好流浪在上海街头。当他正陷于绝境,失望徘徊时,“结识了李启汉等人,并通过他们介绍参加了工人夜校的工作,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学校虽然开办在工人区,但前来报名上学的工人却不多,而且流动性很大。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加上经费困难,教学设备简陋,到冬天时,前来学习的工人就更少了。李启汉面对这些困难,并不气馁,积极想方设法解决困难。

  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学习,同时使学习形式更活跃一些,李启汉决定把工人半日学校暂改名为上海工人游艺会。12月19日,游艺会借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今凤阳路186号)举行成立大会,有400多人参加。李启汉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指出:“我们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地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等也赶来演讲,他们指出:“从前工人没有自悟的原因”都是迷信所致,“什么命运不好呀!没有福气呀!我们赶快打破”,而且,鼓励工人强健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陈为人为《劳动界》写的《上海工人游艺会举行成立大会记》说:

  从前的工人,除了卖力气和睡眠之外,没有别项的作为,别项的思想。这是我们劳工的可耻!现在劳工可不然了,觉悟了,有团体了!工人游艺会开成立大会那天,正是一个劳工团体成立的日子。鼓励工人发扬活泼精神,强健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游艺会特地购置了留声机,常放唱片给工人们听。提供足球让大家到外面的场地上踢球,丰富工人们的工余生活。李启汉还亲自给工人倒茶送水,亲切地和工人交谈。为便于工作,李启汉还在短期间内学会了讲上海话。经过努力,1921年春,劳动补习学校重新开学时,报名上学的人数有所增加。

三、沪西工人运动的中坚:沪西纺织工会的建立

  在李启汉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过程中,外棉五厂的年青工人黄桂生,听到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一消息,觉得是一件新鲜事,就怀着好奇心,在一个星期天,约了几个小兄弟一道,跑到劳动补习学校了解。他们站在门口张望着,只听到里面在热闹地唱京戏,见到“一个穿灰布夹袍的老师,中等身材,约二十多岁,笑着从屋里走出来,操着湖南口音亲切的招呼他们进去听留声机。”这位老师就是李启汉。黄桂生开始不好意思,但他们看见已有几个工人坐在里面,也就跟着进去。教室里摆着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桌凳,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就坐下来听戏。

  李启汉一面开留声机,一面和大家交谈。当他发现大家有些拘束,态度不太自然时,又从屋里捧出一个足球来,让大家去踢球。大家正玩得高兴,黄桂生一脚踩在粪污坑里,把球也弄脏了。黄桂生初时心里很害怕,谁知李启汉却和气地安慰他不要急,拉着他的手领他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脚,再把足球洗干净。这件事使黄桂生很受感动。他不禁想起在工厂里弄坏一点东西,日本资本家不仅要照价赔,还把工人打个半死的情景,“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呵!”

  回到教室里休息,李启汉又忙着倒茶让大家解渴。这时,工人与李启汉之间已经打破了隔阂,亲热地和无拘束地倾谈起来。李启汉勉励他们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努力上进,不要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咱们工人,自己就灰心丧气。我们一定要人穷志不穷。黄桂生在旁边听了,也很受启发,于是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学习期间,黄桂生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后来,他成为罢工斗争中的一名积极分子。

  李启汉一面帮助工人学习文化,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道理及意义。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这样的话:“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李启汉给工人上课时,对“工人”两字作了新的解释,说:“工人两字合起上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工人们听后,从中受到了启发。

  当时沪西虽有几所学校,但工人都进不去,如在澳门路9号的水月义务学校,是日本各纱厂合办的,基本上只收工头,教日文。英文学校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西新工房3弄内,要收取学费,工人读不起。戈登路(今江宁路)溥益里旁有一两个私塾,但工人因时间与钱的关系,无法求学。现在有了这么一所专为工人办的义务学校,且时间灵活,老师和气,大家当然欢迎。该校的授课时间是:做夜工的可在每日上午7至9时来读,做日工的可在每日下午7至9时来读。上课时,李启汉就与工人们坐在一起,象谈家常似的,慢慢地讲,耐心地解答工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直到大家弄明白为止。

  补习学校的活动,吸引了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孙良惠的注意,他闻讯报名参加学习。

  李启汉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纺织工会的组建工作。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把头、行会帮派最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上有警察、包探和密探,在工厂有洋人的打手“那摩温”,他们和工头勾结,监督、压迫、敲诈工人。工人连上厕所也要拿牌排队。这样,要深入到工人当中去是相当困难的。工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总想找个保护人,所以他们不是加入这个帮,就是加入那个帮,要想建立工会,没有行帮的许可,是不容易办到的。在上海,最大的地头蛇要数青洪帮,尤其是青帮。李启汉办学校建工会,屡遭他们的捣乱和破坏。工人们更怕他们,因此即使工会建起来,也难以坚持下去。

  为了建好工会,李启汉决定打进青帮里去。他在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参加了青帮的女工。通过不断做她的工作,争取她的合作,提高她的觉悟,并拜她为师傅,由她推荐,李启汉得以顺利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来往于各纱厂、烟厂、印刷厂,渐渐打开了局面。

  经过不断努力,工人补习学校站住了脚,并在1921年春组建了沪西纺织工会,并推举学习最认真、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孙良惠担任负责人。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成为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而沪西纺织工会的成立标志着沪西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李启汉干脆搬到学校里住,工会在工人心里也渐渐扎下根。有一段时间,党的经费来源断绝了,李启汉就靠借贷与典当维持生活,继续坚持工作。

  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需要有专门机构从事工运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上海党组织于1921年1月,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他们不仅直接指导工人游艺会、印刷工会、机器工会的工作,而且与上海各界建立广泛联系,以便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而李启汉通过斗争实践,也不断成长,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位卓越的组织者。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说的:

  共产党的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也开始组织工作,首先在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作职工运动的起点。

  四、上海工人运动迈入新阶段: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李启汉等人的工作日见成效,也就日益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密切注视着李启汉等人的活动。1920年10月2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作了如下的记载:

  中国工人联合会(或译作中华劳动联合会)于昨日下午2时假白克路207号举行成立大会,约有二十人出席。会议由工人李启汉任主席,号召出席者坚持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争取中国工人的生活标准和西方各国工人相平衡,于4时散会。

  1921年1月26日《警务处日报》又作如此报告:

  1月23日《时报》报道谓陆军部曾指示本市军事当局,对上海市布尔什维克活动,予以密切注意,系属确实。前曾有一情报,一李姓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到二万以上的工人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增至十万人。但经过本市军事当局之侦查,并按手续通知华界警局及各工厂后,并未发现任何可以证实上项消息的情况。本市军事当局认为北京方面之报告中,断言李某同党将于农历新年进行骚扰,是没有根据的。

  1921年4月17日,李启汉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委派,在渔阳里6号召集十几个劳工团体开会,筹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陈独秀被推选为大会筹备会顾问,并给这次大会命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望道、李汉俊以及机器工会代表李中、纺织工会代表孙良惠等等参加了筹备会。会议确定发动全市工人于5月1日停工,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集会,提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人工资等诉求。筹备活动引起了租界工部局和淞沪护军使署、警察厅的关注,并进行监视、干涉和阻扰。租界工部局暗探不断打探李启汉的身份。他们说,担任劳动节筹备会议主席的是“著名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追随者、湖南人李启汉”;又说,“召开会议的房屋系李启汉所居住,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招牌”。4月29日,法国巡捕对渔阳里6号进行了搜查,李启汉险遭逮捕。

  4月30日,上海当局发布全市戒严令。5月1日,他们又调集大批武装军警,在闸北、南市及城内一带,采取预防措施;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海军陆战队也被调到顾家宅法国老营驻守,西门公共体育场也有全副武装的军队布防。在此情况下,李启汉等临时决定改变集会地点,一在杨树浦附近,一在叉袋角附近,并立即分头通知各工会。工人群众于是分头赶赴会场。不一刻,杨树浦会场来了约有万余人,叉袋角会场也不下几千人。会上发言的十分踊跃,情绪激烈,“几有不得到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虽至官厅捕房如何干涉,决不与资本家干休之势。”集会决议:一是要求每日8小时工作制,二是组织工人真正的工会,三是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大会结束后,李启汉、孙良惠带领数千名沪西工人,一面散发传单,一面进行游行。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1年5月2日有这样的情报记载:

  工商友谊会主席童理章与“五一”劳动节庆祝筹备会主要发起人李启汉及其跟随者约20人,从山东路工商友谊会出发,携有上写“工商友谊会”红字之白色小旗,彼等首先搭电车至麦根路,大部分人在该处分手,其中人则沿西苏州路步行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进入北闸,在途中曾散发传单,但并无进行演讲或开会之企图,进入闸北后即沿苏州河北岸步行至河南路,但该时小队仅剩下3人,彼等即返回山东路工商友谊会。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自此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工人运动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把组织产业工会作为我党的基本任务,规定:作为组织产业工会的一个准备阶段,应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步成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为贯彻党的决议精神,8月11日,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张国焘为主任,李启汉、李震瀛等为干事。

  书记部成立后,创办了《劳动周刊》作为推动上海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并将小沙渡列为重点开展工人运动的地区。沪西工人半日学校遂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报名人数增至200多人,其中女工20余人,经常到校上课的约有30多人,教课内容有政治常识和工会组织等一些问题。李启汉、李震瀛和包惠僧等轮流去教课,李震瀛担任校长。

  1921年7月,李启汉组织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李启汉一面编辑《劳动周刊》,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发动上海工人罢工潮,掀起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李启汉等组织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孙良惠、韩荫生作为纺织工会的代表,参加了筹备和组织工作。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期间,李启汉一度被捕,经劳动组合书记部营救出狱。出狱后,李启汉更以旺盛的斗志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当年5月,浦东纺织工会组织发动了日华纱厂工人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发起组织后援会,组织杨树浦和小沙渡地区纺织工人募捐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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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20日,《劳动周刊》创刊,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等任编辑

  为了扑灭工人运动的烈火,帝国主义把镇压的矛头对准了李启汉和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6月1日,租界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为由,突击搜查渔阳里6号,李启汉不幸被捕。9日,会审公廨判处李启汉三个月徒刑。7月18日,租界当局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9月8日,李启汉监禁三月期满,租界当局以“驱逐出界”为名,将李启汉引渡给军阀当局。军阀政府仰承帝国主义旨意,不加审问,关进龙华军事监狱继续扣押了2年零4个月。期间,党组织多次设法营救,但未能实现。直到1924年10月江浙军阀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李启汉才于10月13日被释放出狱。

  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也是工人运动“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李启汉出狱后,出席了党的四大,转往广州,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军阀反革命政变中,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为中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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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题词: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李启汉被捕后,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也被迫关闭。李启汉的学生、曾经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参加1921年五一节筹备会的同兴纱厂工人孙良惠也被工厂主开除,不得已进了一家银行当门警。